年初，安徽祁门县公安局金字牌派出所教导员康光辉与民警朱璘等5人到本县闪里派出所学习交流。当晚，在一家土菜馆的“工作晚餐”中，8人共饮“古井原浆”白酒6瓶、啤酒11瓶。就餐结束朱下楼时突然往前倒，另一民警没拉住其头部着地。虽然祁门公安先后垫付医药费90余万元，朱终因不治去世。祁门警方参照因公牺牲标准，给予朱璘亲属一次性补偿130万元（其中抚恤金70万元左右）。 同时要求承诺放弃对县公安局以及其他民警的申诉主张和赔偿要求，并签署承诺书。可由于朱璘父母未明确放弃民事追偿权利，目前公安方已中止付款。（2014-08-07北京晨报）
无论怎样，对朱璘之死都当寄予同情和悲悯。但又不能不说，朱璘死的不是时候。年纪尚轻，算不上寿终；死在了从中央到地方合力狠刹“四风”的大环境下，并非“死得其所”。其实，这样的工作接待本身就不合情也不合规。县公安系统内部的学习交流，用不着如此“热情”，况且出入有警车，往返十分方便，何必挽留晚餐？退一万步，既是“工作晚餐”，人均7两以上白酒外加一瓶以上啤酒，这就么个喝法，不死人才怪呢？
朱璘之死，尽管也算因公，但揆诸实情只能算因公死亡，岂能算“因公牺牲”？所谓“牺牲”，是指因公共利益献出生命。除了场面壮烈而凝重，且有献身者的主观性。朱璘因喝酒而死，与“牺牲”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也算作“因公牺牲”，无疑是对“牺牲精神”的亵渎。
同时 “因公牺牲”的认定，具有程序性的规范。一则当由民政部门予以认定，二则一旦被认定为“因公牺牲”， 将依据国务院颁发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第（五）项追认为“革命烈士”，并依法享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朱璘是否算“因公牺牲”当由民政部门依据事实和法律予以认定，祁门公安并不具有认定的权力。既然尚未得到职能部门首肯，祁门公安参照因公牺牲标准给予死者的百余万补偿，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换句话说，连“因公牺牲”尚未能认定，所谓“参照因公牺牲标准”就只能是自欺欺人。
祁门公安未必就是法盲，之所以“参照因公牺牲标准”给予朱璘亲属巨额经济补偿，要求对方签承诺书放弃对县公安局以及其他民警的申诉主张和赔偿要求，无非是为了“封口”。为掩盖自己的过失，推脱管理不严，以致警员顶风违纪的领导责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未想到朱璘亲属不吃这一套，终使这起民警“喝酒死”事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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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效仁）
